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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关于“创新四问”:关键在于战略转型和产业升级

作者: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发布日期:2017-08-12

中共江苏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期间,省委李强书记在参加苏州代表团审议时,专门提出了“创新四问”,即要求苏州思考四个问题:1、在全省创新格局中,苏州怎样发挥引领性作用?2、在推进自主创新中,怎样追求原创性成果?3、在全面提升创新水平的基础上,怎样打造标志性品牌?4、在创新生态系统的打造上,怎样更好地体现苏州的开放性包容性?

这四个问题的针对性很强,切中了江苏率先建设创新驱动省份战略的软肋,对于未来江苏发展创新经济的战略走向将起到基础性的推动作用。对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未来将会写在苏州和江苏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中。我体会到,这些问题虽然是直接对苏州提的,但是其实是一组经过提炼的一般化的问题,对江苏乃至其他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走在全国前列的地方,都具有一定的思考和启发价值,也需要理论工作者从一般意义上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本文就试图对此做一个简要的回答,以期抛砖引玉,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全省创新格局中,怎样发挥引领性作用?

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在过去全省的创新发展格局中,苏州有没有发挥过引领性作用?如果有发挥过,那么该如何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引领性作用?如果没有发挥过,那么又该如何尽快形成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创新模式?

客观地说,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苏州更多地走的是通过吸收FDI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依据比较优势,迅速地抓住了1992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中国加入WTO的黄金机遇。在发展经济学中,具有这种特征的发展道路,被概括地称之为“模仿学习”或“模仿创新”。具体内容主要有:一是利用较低的要素成本优势,形成较优的投资环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转移。FDI不仅给本地带来了产值、就业和税收,也给相关企业带来了先进管理技能和技术技巧方面的溢出;二是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接受跨国公司有关制造业外包的发包订单,通过技术学习不断地进行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最终试图通过功能升级,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三是通过运用包括引进、技术许可、模仿和“反求工程”等手段,进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技术开发,即进行动态地模仿和跟踪国外先进技术,缩小与先进技术的差距,逐步掌握这种技术能力。

在早期的经济全球化中,中国沿海地区靠近全球性大城市香港的珠三角地区,或者靠近上海的长三角地区,走的都是类似于苏州的这种“模仿创新”的道路。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克服国内因收入差距所导致的市场陷阱,以及因研发和技能差距所导致的技术陷阱,从而凭借其要素成本优势,实现时空压缩化的、迅速的经济成长。

就此意义上来看,在过去全国的高速发展格局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苏州没有发挥过对创新的引领性作用,而应该断言它一直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但是也应该承认,苏州的这种引领作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模式,而是属于模仿创新的发展引领方式。可以说,这是中国早年从闭关自守、自力更生走向开放化自主创新的必经阶段。

这同时说明,在当前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苏州应该在全省创新格局中,尽快把模仿创新的发展引领方式,转型成为具有自主创新特征的新的引领发展模式。苏州有这样的发展基础、条件和环境,也应该有这种努力、担当、勇气和魄力。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挥自主创新的引领性作用,或率先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经济,必须把自身依赖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为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型经济新模式。

如所周知,中国加入出口导向的全球价值链,利用的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市场,与之对应的是为其进行无自主品牌、无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代工活动。在这种国际分工链条中进行国际代工,做的是别人早已研发好、设计好的外包订单,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活动,都掌控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手里,自己只能做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成为人家零部件的廉价供应商。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依托于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进行国际代工和加工贸易,只能是早期的粗放发展阶段,这种外向型经济特征和指向过于强烈的地区,自主创新型经济不容易内生地成长出来,更不可能对自主创新道路产生引领示范效应。

因此在发展的新阶段,苏州要在全省创新格局中发挥引领性作用,就必须加速进行战略转型和产业升级,把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改造成为依托国内外市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新发展模式,即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型经济新模式。否则,我们就抓不住建设创新型国家给江苏带来的发展机遇。

二、在推进自主创新中,怎样追求原创性成果?

在推进自主创新中追求原创性成果,既可以提高竞争的平台和门槛,把发展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提高产业附加价值,也是为了鼓励中国企业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不过既然是原创性,就提高了创新的标准,就会更加充满不确定性,需要付出更高、更多的探索性成本。

追求创新的原创性,要依据于原创性的基础科研成果。这对把钱变为知识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运作体制、研究效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对把这些知识转化为金钱的应用开发研究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使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创新过程顺畅运行,说起来可能要花费千言万语,研究起来要想尽千方百计,做起来要吃尽千辛万苦。其实,科学家和企业家并不需要政府、经济学家告诉他们做什么、怎么做(其实也没有这个能力),而只需要政府努力去构建基于“文化——制度——市场——技术”的综合性创新激励系统就可以了。

第一,原创性的创新成果对制度的依赖更加深重。缺少制度创新的支撑,不可能有原创性创新大量涌现。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营商环境,是驱动创新实现原创性的主动力。一是在企业治理结构中,要有真正代表长远利益的决策支持体系,急功近利的短期眼界,不可能孵化和衍生出需要长期打磨才能成功的原创性成果;二是要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才能使企业既有竞争压力、又有竞争实力去长期从事艰苦的研究开发活动;三是要以法治保护和鼓励创新活动,如实施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据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名古屋大学教授多和田真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还不能说真正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在以后的日美贸易争霸战中,美国开始运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限制日本企业进行模仿和反求美国的技术,从而迫使日本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才开始了艰苦的自主创新。因此,是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大力贯彻和实施,才是驱使了日本经济全面进入自主创新轨道的真正压力和动力。

第二,培育和扶植本国原创性成果大量涌现的市场基础。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原创性知识产权和品牌,最初都是首先依靠国内市场的不断成长,然后通过不断打开别人的市场而慢慢发育成长起来的。当今的中国市场已经对外资高度开放,但是对本土企业却有许多行政性的进入障碍。具有庞大的市场潜力和现实市场容量的中国,难以培育出中国企业的原创性创新成果和品牌,实在是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从宏观方面来看,政府应该站到前台带头支持中国企业实施原创性成果战略。(1)对政府的大宗采购项目,应该对国内优秀的民营企业所生产的优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实行按国际惯例实施倾斜支持政策。(2)政府要努力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拆除市场壁垒和进入障碍,塑造培育和扶植本国原创性成果的市场基础。(3)政府要鼓励有条件的国际代工利用国内市场需求,及时转换为具有原创技术和自有品牌的企业。(4)社会要创造中国企业原创性成果形成的市场基础和舆论条件,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可以不惜为中国优秀企业“做广告”。从微观方面来看,比国内市场规模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国内需求的特质,用波特的话来说就是要培养国内客户的挑剔度。当国内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要求是全球最挑剔、也最精致时,企业会因此获得竞争优势。精致需求型的客户,他们对厂商施加高标准的压力,激励厂商改善、创新、自我提升以进入更高级的市场区域。波特曾经举例说,日本消费者居住在小型、紧密的家庭,面对湿热的夏季与高成本的电力能源。这种近似于苛刻的国内需求特质和环境,迫使日本厂商开发出小型、安静、省电的冷气机,开发出“短小轻薄”的产品,并随着日本节省型价值观流行世界,而逐步成为世界著名品牌。我们中国的妇女也是世界上对消费品的价格和质量最挑剔的客户,但是这种微观市场的特质,却没有驱使中国厂商开发出世界著名品牌,其中的机理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第三,民族文化认同和培植自信心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追求原创性成果存在着无数的障碍。其中主要的障碍,来源于我们自身,来源于当代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对西方流行文化的过度崇拜。在很多人国人的心目中,世界著名品牌总是与欧美的印象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在中国生产的欧美顶级品牌,中国消费者也不屑于购买。在实际购买决策时,也主要先选择国外的著名品牌。这些,并不代表中国企业生产不出和欧美一样质量的产品,也不意味着在中国生产的欧美产品,在品质上与欧美当地生产的产品之间有什么不同。对世界著名品牌而言,品质只是消费的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文化历史往往赋予了它们更多的社会学涵义,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品牌想象力的历史感,以及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等。因此,中国企业自创品牌的战略,其实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策略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重新塑造过程。

此外,政府要把以规模、速度、产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观,真正转变为以技术、效益、品牌、竞争力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观。因为前者必然会诱使OEM企业继续追求产值,沉醉于产值巨大的“隐形冠军”而沾沾自喜,沉湎于“世界加工厂”式的“国际制造中心”,陷于粗放型增长方式而不能自拔。

三、在全面提升创新水平的基础上,怎样打造标志性品牌?

长期从事国际代工进行出口导向的中国企业,现在都面临着产业链向高端攀升的问题。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一个重要的现实任务。政府要求企业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进行技术创新,发展自有品牌实现产业升级,企业从宏观上往往都是理解的,但是从微观上来说,本土低附加值的贴牌生产的企业(OEM)是痛苦转型发展自有品牌,还是安于现状继续做著名品牌光环下的幕后英雄,成为规模取胜的“隐形冠军”,往往是两难选择。

每个OEM企业都有发展自主品牌特别是国际著名品牌的梦。谁都知道品牌巨人的魔力,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便有了生命力。实践中,中国许多企业都希望先用OEM扩大产量,有了规模后,再逐步发展自有品牌。这条道路现在还走不走得通?撇开世界著名品牌的市场空间过于拥挤、创品牌的成本过高的现实不说,其实,从OEM转型为自有品牌,其发展道路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

首先,处于发包方的品牌厂商,就是OEM企业面临的一条难以跨越的坎。OEM企业的转型,必然会与之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由于OEM企业的战略转型,会使原先的合作者变成了现实竞争者,发包商会说,今天我指导你技术,你帮我代工,可明天你学会了技术,就会做自有品牌来和我竞争,而且你的产品没有品牌的前期投入,价格一定比我更有竞争优势,你这样做,不是抢我的市场吗?他们会对你施加各种压力,会威胁你说,如果你不退回去,这个订单我就交给别人去做。在品牌厂商的这种可信的威胁下,很少有OEM企业能够跨越这一步。

其次,OEM企业要从原来的生产制造企业,顺利完成品牌的转型,也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技术开发、品牌建设、渠道建立与售后服务等,都会成为它难以跨越的几道坎。生产制造的一种本领,要转变为研发和品牌运作等几种本领,并且彻底地玩转它们,对于相对后进的OEM企业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

第三,OEM企业能不能撇开眼前利益、避开短期盈利和市场压力,抛开原先的品牌商去独立地运作,往往也是有疑问的。比如做OEM时,企业可能有10亿元的订单,而其在发展自有品牌的初始阶段,它可能只有1000万元订单。如此巨大的利益差距,中国的OEM企业往往很难拒绝做OEM订单。

第四,很多OEM企业认为,每个企业有它自己的核心资源和发展基础,OEM企业的未来,也不一定非要朝一个方向发展。确实,全世界有很多百分之百做OEM的企业,到现在发展得也很不错。如著名的台积电,从成立之初起,就定义为专业的芯片代工厂。它曾经在自己的一家子公司尝试做自有品牌的内存,亏损的现实让它放弃了这个自有品牌,将该子公司纳入台积电的代工体系中,现在运营得也不错。如果台积电当初一定要坚持运营自有品牌,肯定会亏能获得品牌投入的回报,但是与自己所投入的资金相比,其回报率并不低,甚至比某些企业品牌投入的回报率还要高。这个观点是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如果换成中国产业整体升级的视角,答案也许不见得正确。

因此OEM企业是否一定要发展自有品牌这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如果竞争的市场空间和容量依然存在,而且如果某一特定企业具备发展自有品牌的各种资源和条件,那它就应该大胆地进行创新。具体的创新可能有三条路径。

第一是OEM企业直接进入市场,独立地发展自有品牌的方式。如果该OEM企业制造的产品所占据的份额足够大,它的制造能力在产品领域中有足够的话语权,那么它的制造能力和资金积累能力,就能够支持它直接进入品牌经营领域。拥有所在产业的国际代工的话语权,是OEM企业进入该领域进行品牌经营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第二是OEM企业抓住市场变化中的新空间,避开原品牌商的竞争锋芒,发展新的适合自身的新品牌。这方面当年的浪潮服务器提供了案例。过去服务器都是世界大牌,进入这个领域挤占一部分市场十分不易。不过浪潮看到了近年来在线网络游戏十分火爆,很多人在玩在线网络游戏时都不希望掉线。因此浪潮思考能否提供一天24小时不用关闭的服务器。最后浪潮抓住了网络在线游戏发展所带来的市场新空间,推出了网络游戏服务器,市场反应良好,销量与品牌快速增长。其实,这一服务器与普通的服务器并无太大的区别。

第三条可能的路径是通过改变技术,在既有的市场中挖掘新市场。OEM企业走这条道路的关键在于进行技术创新,实行差异化竞争。战略的本质在于制造差异,而创造差异的基础,在于改变技术依赖的路径和轨道。因此,在既有市场中寻找到一个新的市场,关键是要OEM企业贴近消费者和市场进行技术创新。

不过,现实中擅长生产制造的中国OEM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距离往往太过遥远,它们对市场的感知能力并不敏感,要达到上述所说的悟性,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许多企业只会OEM,一旦它选择了转型自有品牌的战略,也绝对不是多了一个品牌的问题,而是多了一个复杂的经营管理体系。中国OEM企业真正缺乏的是如何将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并且关联起来的能力。现在它们要做的最基本一点,就是应该把企业实力做大,把技术水准做上来,把工人素质做上来,把产品质量做上来,把国际口碑做上来,把企业的知名度做上来,企业品牌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制造业通过创建原创性成果和品牌来实现整体的产业升级,这个阶段还没有全面地到来。但这并不排斥某些具备条件的先进企业在提高和稳定OEM订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OEM向ODM和OBM的转化。实现这种转化,不仅需要企业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累积组织能力,而且需要社会和政府为某些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创造品牌经营的市场基础和需求条件,培植品牌企业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心和制度条件等。

四、在创新生态系统的打造上,怎样更好地体现开放性包容性?

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从宏观角度看,首先应该在基于内需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基础上体现出来。基于内需提升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

全球智慧和资源主要是人力资源。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因此通过开放的包容性生态社会环境的建设,千方百计推进全球优秀人才向中国移动和流动,是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首要政策目标。服务于创新驱动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格局的构建,也要紧紧围绕科技产业这一中心活动,以人才这个第一资源进行国际争夺战。

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从微观角度看,就是应该构建至少包含如下元素和特征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一,把知识转化为财富的企业主体系统。企业是创新活动的真正主体,它是主导科技知识转化为商业化应用全过程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需要远见卓识、能够承担风险的冒险活动。重大的、关键性的创新会在哪个方向上突破、是否能顺利地转化为新产品、能不能取得预期的商业成功,等等,都具有莫大的不确定性,也是政府难以预料和有效控制和引导的。发达国家的创新实践证明,以高技术企业为主体,使其与政府、高校、科研机构、金融部门之间形成开放的紧密型联系,形成有利于创新成果大量涌现的命运体,对于吸收源于高校、科研机构的原始基础创新的思想,对于企业酝酿颠覆式创新和改良式创新,对于研发出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新业态,对于降低研发风险、有效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化,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格局,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最大限度地适应、回避创新风险的资本系统。并不是所有的货币和资本,都对创新活动具有鼓励和包容性。一般来说,政府资金比较适合于孵化那种具有公共性和外溢性的早期的科技创新成果,但其只能作为引导性的种子资金,而且不可能成为主体资金。商业银行资金适合于成熟产业的改良式创新活动,不适合具有高风险的性质的早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活动。美国创新资本体系所具有的功能和优势,主要由私人的风险资本构成。如硅谷世界级IT企业的成长,主要得益于以市场为主导的风险投资体系;有时,政府和社会资本也会共同组成鼓励创新的资本体系。中国是强势政府的国家,让民间资本在创新发展中“唱主角”,并不容易也不可能做到。未来,中国政府在科技研发资助、初创企业培育等方面,将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而形成政府、国家科研机构、大学、国企民企、风投资本、专业服务提供商等之间的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紧密合作,各投资方积极参与从科技创新到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全过程,形成一条独特的价值链。

第三,灵活高效的全球创新人才激励系统。收入多、平台高、成长机会多、创新氛围好,是激励人才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的关键因素。除了获取更高的工资收入外,优秀人才主要靠技术入股、股权奖励等获得持续收入。鼓励创新人才合理流动、宽容失败的鼓励创新的文化,也是构成激励系统的重要的要素。此外,还要为创新人才和创新活动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系统,直接为创新人员和活动提高保驾护航的功能。

第四,创新模式得以不断更新的动力系统。当今世界各国的创新发展模式,利益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趋势。其中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涌现出了大企业内部创业创新孵化机制以及创新中心培育等多种新模式。如大企业孵化的创业创新模式,就是在大企业内部建立创业机制,支持员工成立类似附属公司的小型自主创业团队。往往是大企业以投资者的身份,帮助员工成立附属公司,如果创业团队失败,集团公司只损失有限的投资资金;如果创业成功,则集团公司有收购附属公司及其技术的优先权,使它成为内部的研发团队。这一机制既降低了员工创业创新的风险,又激励了员工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第五,建设全球创新链的分工系统。当今的创新生态系统,已经形成了全球创新链的结构:创新型企业位于这个创新链的高端,通过技术研发和外包,去引领全产业的发展;外包的加工制造装配企业,则处于这个创新链的相对低端环节,它们往往处于全球综合成本最低的地区,帮助前者将理念、设计、点子等转化为具体产品。在这条创新链中,大学是这种全球创新分工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如美国硅谷周边区域,就拥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等近20家名牌大学。波士顿区域内,则分布着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它们所提供的大量高素质人才,以及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是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